08/09/2026
最近一段時間，台灣醫療出現了一連串令人不安的新聞。從減重手術衍生的爭議、廠商人員進入手術室涉及醫療操作，到仲介器官移植等事件，一再挑戰社會對醫療專業的信任。
這些事件或許只是少數個案，事實與責任也應經過完整調查才能論斷。但它們讓我不斷思考一件事：
📍當醫療技術愈來愈進步、我們能做的事情愈來愈多，是否更應該知道，什麼事情不該做？
身為台灣消化系內視鏡醫學會理事長，我也想談談我們自己的領域。
最近耳聞一個案例，一位病人接受胃鏡與大腸鏡檢查，切除了一些息肉，最後竟被收取高達十一萬元的費用。由於沒有完整病歷，我們無法、也不應對單一個案遽下判斷；然而，這樣的訊息仍值得我們警惕。
因為消化內視鏡同樣存在 #過度診斷、 #過度治療與利益誘因的風險。
近年健保針對大腸息肉切除採取依顆數分級給付，原意是合理反映多發性息肉切除所增加的時間、技術與醫療成本。但再好的制度，如果缺少專業自律，也可能產生非預期的誘因。
如果為了增加切除顆數，而將明顯不具腫瘤性的病灶當成息肉切除；如果「切了多少顆」逐漸取代「這一顆到底該不該切」的專業判斷，那麼原本鼓勵品質的制度，就可能被扭曲。
📍這個問題並不只發生在大腸。
近年胃息肉切除術的件數明顯增加，也讓我們有必要重新思考：這些被切除的病灶，是否每一個都有切除的必要？
以臨床上非常常見的胃底腺息肉為例，惡性風險極低，並不需要常規性切除，甚至不一定需要切片。真正重要的是內視鏡醫師能否根據病灶的表面特徵，辨識哪些真正需要進一步處理，哪些可以安心留下來。
📍看到了，不代表一定要切；能切，也不代表應該切。
診斷端也是相同的道理。我們也注意到某些醫療場域出現異常偏高的巴瑞特氏食道診斷與切片情形。該診斷的當然要診斷，該切片的也必須切片；但如果診斷與切片頻率明顯偏離合理範圍，就應該回頭檢視：是否真正遵循標準化的診斷定義與實證指引？還是「多做一些」已經不知不覺取代了「做對的事」？
大腸鏡追蹤亦然。息肉切除後多久需要再次接受大腸鏡，是多年研究累積而來的實證。低風險病人並不需要年年接受大腸鏡。如果不依循指引，反覆勸說病人接受過度頻繁的檢查，不僅增加經濟負擔、焦慮與不必要的風險，也排擠真正需要內視鏡的病人。
而有一條界線，我認為尤其不能跨越。
📍醫病之間的資訊不對等，是醫師的一份責任，而不是可以利用的優勢。
我們有責任向病人說明真正的疾病風險，卻不能誇大風險、製造恐懼，再利用病人的焦慮，誘導接受原本不需要的檢查、切片或治療。
說得重一點，醫療不能成為披著專業外衣的「恐嚇取財」。我們的專業是用來解除病人的恐懼，而不是販賣恐懼。
因此，我想與所有從事消化內視鏡的同仁共勉：
📍高品質內視鏡，不是做得愈多愈好，而是做得恰到好處。
該發現的，不漏掉；
該切除的，安全完整地切除；
該切片的，精準切片；
該追蹤的，不遺漏;
該轉給外科的，就好好告訴病人。
同樣重要的是：
📍不該切的，不切。📍不需要切片的，不切片。📍還不到時間的大腸鏡，不提早做。📍沒有必要的醫療，不因為病人不懂而多做。
這不是「少做」，而是更高層次的專業判斷。
我常想， #消化內視鏡醫學界本身就是一個生態系。
這個生態系裡有醫師、護理師與技術師，有醫院與診所，有學會、健保與產業，更重要的是，有把健康與生命託付給我們的病人。
一個健康的生態系需要多元、競爭與創新，但禁不起任何一種「物種」失去制衡地肆虐與無限擴張。少數人的短期利益，最後可能破壞整個專業數十年累積的信任。這個生態系是大家共有的，也需要大家共同珍惜、共同愛護。
而在今天的醫療環境裡，還有一句老話值得提醒自己：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每一次內視鏡、每一顆被切除的「息肉」、每一份病理報告、每一次切片、每一個追蹤間隔，都會留下紀錄。當資料累積到一定程度，異常的診療模式自然會浮現。
所以，專業自律不應該等到別人來監督才開始。
台灣消化內視鏡能有今天的水準，是許多前輩與同仁幾十年共同努力的成果。技術愈往前走，我們愈不能忘記最基本的事情：
該做的，做好；不該做的，不做。不利用資訊落差，不販賣恐懼，不辜負病人的信任。
守護自己的專業，也守護我們共同的生態系。
這才是高品質內視鏡最重要的底線。
邱瀚模
台灣消化系內視鏡醫學會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