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鼎故居

20/08/2026

奬勵投資條例的制訂（十八）

八七水災之後，行政院指示美援會設置工業發展投資研究小組，由美援會秘書長李國鼎擔任召集人，陶聲洋為執行秘書，吳梅邨擔任主要助手。成立之初，陳誠特別找李國鼎商談，對於提高投資提出三個原則：第一，修改不合時宜的投資相關法律，第二，修改不合時宜的行政命令；第三，投資人有問題不能解決，就是你的問題，你要幫他解決。
當時國內投資環境有幾個問題：第一稅捐負擔沈重、成本過高，第二投資手續太過繁複，曠日廢時。李國鼎曾請專人就台灣投資設廠所需的手續進行調查，竟有70多個步驟，使投資人無不望而郤步。另外，在農業社會土地皆優先做農用，變更用途會碰觸到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及土地法四個法律，非常困難。
對於這些問題李國鼎決定修訂一項特別法，這個法令初定名為「改良投資環境條例」，後由嚴家淦改為「奬勵投資條例」。這項特別法自三月起由美援會著手起草，五月報請行政院，六月送交立法院審議，由經濟、財政、內政及交通等四個委員會進行審查，舉行25次聯席會議與4次小組會議，於八月底三讀通過，九月十日公布實施。
「奬勵投資條例」計有三十五條，其中二十條皆與稅務有關，除了以稅制來奬勵投資之外，也對工業用地的取得制定法律的規定，如第二十五條：行政院得將公有土地編為工業用地；第二十九條：私有農地得購買或租用變更用途。但在這些法令中，最引起爭論的，是免稅與減稅這一項，因當時中央政府仍有鉅額預算赤字，首當其衝的是財政部，李國鼎主動與財政部長嚴家淦逐條說明，經過幾次討論，說服嚴家淦全部同意。
「奬勵投資條例」對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影響甚鉅。自這項條例公布之後，國民生產毛額自1960年620億增至1967年的1,460億，1975年更達5,600億。國民所得自1960年每人美金153元，增加到1975年美金956元；國內儲蓄淨額自1960年的38億增加到1970年的430億，1975年的1,000億。投資案1959年只有2件金額96萬美金，到1970年有151件金額達1億3,900萬美金。出口貿易部分，1960年總出口額是1億6,400萬美金，1970年已達14億美金，之後台灣進入長期出超階段，1989年台灣出口額是662億美金，較進口超出140億。到2023 年全年出口總額為4,324.8 億美元，進口總額約為3,519.2 億美元，出超（貿易順差）達805.6 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出、進口合計的貿易總值約7,844 億美元，世界排名第16。
～～待續

19/08/2026

十九點財經措施（十七）

八七水災之後，因救災重建工作績效卓著，當年雙十國慶吸引許多外賓及華僑回國參觀。十月美國副國務卿狄倫來訪；十二月國際開發總署代署長薩啟奧來訪。均由李國鼎陪同南下參觀，對台灣齊心重整家園、嚴格的軍事訓練給予良好的評價，認為中華民國有加速經濟發展的潛力，可以做為亞洲其他自由國家的楷模。
薩啟奧離華後，中美雙方開始頻繁的接觸，12月尹仲容與李國鼎會見郝樂遜，商談第三期四年經濟計畫目標及加速經濟發展策略、如何排除投資障礙與鼓勵儲蓄，美方提出如台灣願意減少政府經濟干預，塑造有利的工業業環境，美國願意增加必要的援助。提出八點財經改革建議：國防預算的檢討、合理的信貸用預算政策以防止通貨膨脹、賦稅改革以培養有利的工商環境、外匯改革、公共設施費率的改革與證券市場的設立以吸引儲蓄、單一匯率、出售國營事業。
與美方各項經濟會議商討之後兩週之內，美援會依照郝樂遜的八點建議擬訂了一項「十九點財經措施」，由王作榮起草，是一項全面性的財政、經濟與金融革新計畫。相關的內容為國防費用，按固定幣值計，維持在目前的數額；自由市場經濟主要為鼓勵投資、節約消費與奬勵出口；進口貿易與國內市場自由化，取消對國營事業與軍公教人員的津貼和優待，但此項後來並沒有認真的執行。
十九點財經措施於1960年1月8日在士林官邸向總統報告，報告人為嚴家淦，由先總統親自批准，在當時權威體制下具有相當的威信，後來的「奬勵投資條例」將十九點中有關資本形成的六點具體地編成法令，因蔣介石的支持，之後送交立法院在兩個月之內連續舉行了25次經濟、財政、內政與交通四小組聯席會議及四次小組會議，並經三讀通過，完成立法手續。
十九點財經措施是台灣經濟最重要的財經改革方案，蔣介石為何會支持？依李國鼎的看法，因台灣在五十年代接受了大量美援，深以倚靠美國為憂，此項改革可以有效的使用美援而達到台灣經濟自力成長。在李國鼎的眼中，蔣介石是一位具有高智慧、新思想的領袖，對於新的事物與觀念，只要稍加解釋便能明白接受。蔣介石在經濟問題上的開明，與蔣經國的固執，形成強烈的對比。
十九點財經措施雖獲得蔣介石的支持，郤沒有完成立法程序，只在行政院內設立一個監督執行小組，副院長為召集人，每月召開會議檢討進度，故並沒有貫徹執行。但十九點中有關資本形成的部分因「奬勵投資條例」而不同，1959年年底，李國鼎奉陳副總統之命成立工業發展小組與投資研究小組，立即主張訂定一個特別法，用來排除現行法令中不適於投資的條款。「奬勵投資條例」因而誔生了，成為台灣加速經濟發展的利器。～～待續

07/08/2026

因八七水災之禍得經濟發展之契機（十六）
1958年8月7日，台灣中南部在一夕之間下了一公尺深的大雨，這場二十世紀台灣最大的豪雨，沖走了台灣中南路大部分的農作物和農地，全台灣43%的農地與36%的農家受到損害，造成30萬民眾無家可歸，造成的農業、森林、住屋、工廠等的損失金額高達國民生產毛額的10%，約為台灣省政府一年的總預算。
因應此水災行政院組織一個水災救濟及重建小組，由副總統陳誠主持，委員包含梁序昭、楊繼曾、嚴家淦、袁守謙、馬紀壯、尹仲容等，李國鼎則被指定為水災重建小組的執行秘書。因受損大多是農業為免造成饑荒，確保糧食能夠充分供應，美援會立即聯繫美國爭取急救物資，數日之內即申請到七千六百噸麵粉，10月供應價值美金九百萬的小麥，此外，相對基金也撥出台灣二億六千八百萬的經費供水災救濟與重建之用，總計八七水災的重建經費有三分之一來自美援。
除了經費的籌措，美援會有很大的貢獻之外，美援會秘書長李國鼎對水災重建計畫的設計與執行更是不遺餘力。水災後與行政院長陳誠勘查災情，會同省政府設計了一項共28個項目與1474個細目的重建總計畫，估計重建經費需新台幣15億元。重建經費來自美援與稅收；所需的勞動力則來自軍方與義工，整個計畫預計14個月內完成。
李國鼎主持的重建計畫，不但如期完工，為未來水災重建工作立下規範，也因設計完善，許多重建工程比原來的還好，地方建設因八七水災而帶來了新契機。其中土地重畫因水災把田埂沖毀，農地的界限不易辨認，水災重建小組趁機將土地丈量規畫，收到良好的效果，許多未受八七水災之害的農民也紛紛要求土地重畫，此後政府遂展開全省農地重畫工作。
另外，原本台灣各地公路、橋樑、灌溉系統與住屋的規格皆不同，水災重建小組在修復原有設備時，將各處工程統一設計，增加效率。同時，水災也改變了農民儲蓄的習慣，水災前農民未養成儲蓄的習慣，喜歡把現鈔藏在家裡，水災把許多農民一生的積蓄付諸東流，水災後農民不敢把現鈔放在屋內，各地農會的信用合作社的儲蓄因而暴增。
就李國鼎個人而言，這場水災也是個重要的關鍵，因他策畫與組織的能力很強，一夕間成為水災重建小組主力軍。副總統陳誠不斷在蔣介石面前推薦，當年10月頒發救災有功人員勳章時接見李國鼎，並開始注意他的工作表現。1960年1月，李國鼎陪同陳誠、張群、嚴家淦、尹仲容赴官邸向蔣介石說明十九點財經措施，開啟李國鼎與蔣介石會談重要的財經政策。～～待續

06/08/2026

用政策鼓勵儲蓄、拓展外銷（十五）
1958年經濟安定委員會被撤消，相關職權與人員被分派到各政府機構，如美援會、財政部、經濟部、交通部及台灣銀行等，這項行政改革是行政院副院長王雲五在考察美國行政改革後提出，郤引發了後遺症。因整體經濟計畫被打散分列各部會，但缺乏計畫人才而無法執行，經濟部長楊繼曾便向尹仲容借用李國鼎到經濟部主持工礦計畫聯繫組、沈宗翰負責農業計畫聯繫組、費驊負責交通計畫聯繫組，這三個小組可以直接向相對基金申請補助，用以支援經濟計畫必要的人事費用，三個小組計畫最後由李國鼎彙總，此時期台灣沒有專門從事經濟設計的機構，而是由美援會無形中接替。
經濟發展需用的資本來源有二：一為外資，一是國民儲蓄，國內儲蓄比外資重要，因外資有時限且需償還，且償還的資本還是來自儲蓄，但要如何增進國內儲蓄？政府可用三種政策來強迫或鼓勵人民儲蓄：一是課稅，二是通貨膨脹，三是改善金融制度。以課稅來強迫儲蓄，是參照日本明治維新時代發展資本的辦法，以增加農業收入再用重稅將這些收入轉到政府手中，台灣五十年代土地改革的結果，使農場的實質收益增加3.9倍，比起日本的明治維新，台灣的稅仍不夠重，所增加的收入大都用到私人消費，但以長遠的利益來看，在經濟發展初期，人民應在消費上稍為延緩生活的改善，到總體社會財富增加了，再增加私人消費、改善生活。
李國鼎也主張以金融制度誘導人民儲蓄與投資，讓儲蓄的報酬提高到人民寧願犧牲生活的享受，而去累積財富，一方面提高儲蓄存款利率、一方面廣為宣傳，普設儲蓄機構，讓人民便利的將積蓄存放在銀行或其他儲蓄機關中。至於用通貨膨脹來強迫人民儲蓄，李國鼎是反對的，國民政府在大陸時受到通貨膨脹的危害太大，加上用通貨膨脹來累積資本的幅度不大，故沒有使用此方法。
五、六十年代的台灣，農業增產率每年達5%，農村人口增殖率是3.5%，農民因土地改革得到土地所有權，即使工作辛勞，也沒有太多的不滿，這就是當年時常下鄉的李國鼎主張節約消費、增加儲蓄的原因。台灣的農民對經濟發展貢獻非常大，但與其他行業相比，農民所獲得的財富郤比較少，但為了促進台灣經濟快速成長，也不得不讓農民犧牲與奉獻，生產提供充足而廉價的糧食與工業原料，賺進了迫切需要的外匯，提供了極端缺乏的工業資金，並為正在發展的工業提供了適當的市場，由於農業的廣大貢獻，才使工業乃至整個經濟順利發展前進，進而讓台灣有今日繁榮的局面，回顧過去，農業實是台灣經濟發展的奠基功臣。
除了以政策來累積資本外，李國鼎也主張用政策來拓展外銷。在此時代，台灣發生了一場二十世紀以來最大的水災，這場水災對台灣的農工商業帶來了極大的傷害，郤給美援會在救災工作上得到一個絶佳的表現機會。自此以後，李國鼎深獲先總統的信賴，水災後五個月，李國鼎與美援會的經濟專家起草了十九點財經措施的「加速經濟發展方案」，此案在1960年1月通過，方案中有關促進儲蓄與鼓勵投資的部分，經李國鼎起草擬訂「奬勵投資條例」，直至1990年以「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代替。這個條例可說是台灣未來30年經濟發展的碁石。～～待續

05/08/2026

經濟面臨困境的解決方案（十四）
台灣在五十年代末期自進口替代轉為出口擴張的工業化，主要為來自美國的壓力與利誘、台灣市場已達飽和二個因素。工業發展常會衍生通貨膨脹的問題，為了減緩通貨膨脹，政府與人民應儘可能節省開支，以稅收及強迫儲蓄的方式，將節省起來的收入投資到生產事業，但節省消費、增加生產的結果，一定會造成生產過剩，所以要大量開拓外銷，把產品銷售到國際市場。1953年1月，尹仲容提出他規劃的經濟政策三大目標：第一是使預算收支平衡；第二是使國際收支平衡；第三是增加就業及達到充分就業。1954年及1955年對台灣經濟建設問題，一再的提到台灣的人口壓力。當時台灣的人口除了大陸遷台軍民之外，人口自然增殖率以每年3.5%的速度增加，若想徹底解決人口增加對資源所形成的壓力，工業的發展便相當重要。
台灣的外匯使用複式匯率，出口品用的匯率比進口品高，造成新台幣對美金相對的高估，導致出口品不易在國際市場上競爭。為了促進外銷，外匯改革為單一化是必需的，1958年3月單一化外匯成定局；1960年7月，新台幣40元對美金1元的匯率才固定下來。
外匯改革引發各派議論紛紛
台灣在五十年代採取的是複式匯率。複式匯率在出口時用的是基本匯率，而進口時除基本匯率之外，還加上給匯證、防衛捐等，所以形成進口與出口的差別匯流。當時的匯率由外貿會主任委員徐柏園決定，有一度為了配合僑資，設計了一種投資觀光匯率：美金1元比新台幣35元，以鼓勵外資來台投資觀光。出口匯率也有二種：1:18與1:24，至於哪一種貨品要用那一種匯率？沒有固定的標準，這樣多元的匯率不利於出口，更導致第一資源分配不當，出口用較低的基本匯率，削弱了出口產品原本具有的國際競爭力，也仰制了出口產業本該具備的發展潛能，而進口又因差別匯率，使部分有利的物資過量的進口與過量的投資。第二導致許多不法行為，有些廠商不事生產，僅以設廠為名，意圖謀取外匯或進口原料分配的權利。為了解決這些弊病，嚴家淦決定請在美著名經濟學家劉大中和蔣碩傑提供意見，1957年底訂定單一匯率制，1958年初，由擔任外匯貿易管制委員會主任委員尹仲容負責執行，正式採行外匯單一匯率制。
在外匯改革階段，所有參與外匯改革的人員中有二派意見，一派認為急需改革，認為當時的匯率制度過於複雜，妨害市場價格機能，也阻礙出口工業的發展。另一派則反對改革，大多是政府中實際負責財政與外匯貿易的主管，認為如果實施單一匯率，政府即失去買賣結匯所獲的利益，國外採購若不能用較低的匯率，會使政府支出增加，對財政會造成嚴重打繫。因應這二派的爭論，總統指定陳誠、俞鴻鈞、徐柏園、尹仲容、江杓五人組成外匯貿易政策小組，後嚴家淦加入，尹仲容主張單一匯率及較開放的外匯貿易管理政策，獲得陳誠與嚴家淦的支持，最後採用單一匯率，徐柏園因而請辭財政部長與外貿會主任委員的職務，由嚴家淦接任財政部長，尹仲容接任外貿會主任委員。
外匯改革雖為外銷打開了一條捷徑，但台灣經濟要走向現代化仍困難重重，如人口成長率太高、國內儲蓄率太低、工業土地取得不易、申請投資手續太繁瑣、外資出入境不易等。再加上與美國對軍費的看法歧異，進而影響到美援？另外，主持台灣經濟發展的經安會突然在1958年9月1日被裁撤，財經決策的核心被打散，此後由誰來主持經濟計畫與發展？～～待續

04/08/2026

推動台灣經濟發展的手
美援會-軍事動員時期如何自由化（十三）
1958年9月1日李國鼎就任美援會秘書長，為主任委員陳誠及副主任委員尹仲容的幕僚長。此後五年至1963年9月1日美援會改組為經合會，正是台灣經濟自進口替代轉變為出口擴張的階段，也是台灣對外貿易、投資與國內儲蓄急速成長的奠基時期。
五十年代末期，台灣平均一年9,000萬美金的貿易逆差，國民儲蓄僅佔國民生產總值的5%，外援郤達國內資本形成毛額的三分之一以上。1960年代台灣出口貿易迅速成長，1960~1963年平均成長26%；1964年國民儲蓄佔國內資本形成的比例耀升為50%。台灣出口貿易與國內儲蓄迅速的成長，只是六十年代以來台灣經濟快速成長的開始。外貿持續高度成長之後，1972年台灣便進入長期的出超時期，八十年代貿易順差每年平均是十億美金，外匯存底常在美金七佰億元，國內儲蓄率更高達國民生產總額的30%以上。
李國鼎正是推動台灣經濟政策轉變最原始的政策擬定人之一，台灣經濟發展有外匯改革、十九點財經措施及奬勵投資條例三大經濟法律政策基礎，這三項大大減少了政府對出口貿易的干涉，促使台灣邁向外銷自由化，而李國鼎所領導的美援會工業發展與投資小組，更是推動儲蓄、國內資本形成與出口貿易成長的主力。這些主張主要是尹仲容所主導，由李國鼎落實到具體的政策，由他號召一批人才，將這些政策推行到台灣每一個角落，使台灣經濟發展變成一個人人琅琅上口、身體力行的社會運動，全民努力的結果推升台灣的經濟快速起飛。
五十年度末期美援的轉變
五十年代初期，美國為了阻擋共產勢力的擴張，對台灣提供大量的軍事與經濟援助，到了中期，已由軍事援助轉變為開發經濟為主。因美國國內的壓力，促使美國政府鼓勵私人投資，以取代政府外援。當時台灣海峽形勢的轉變，更使美國加強了促進台灣自力發展經濟的決心。
1958年8月，中共砲擊金門馬祖，企圖封鎖台灣，八二三砲戰成功擊退了中共，增強了國民政府保衛台灣安全的信心，但也改變了美國對台海的態度。1958年10月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特訪問台灣，發表共同聲明，聲稱中美共同防禦協定係防衛性質，美國願意幫助台灣社會發展經濟，實現三民主義，但要恢復大陸人民的自由，靠的不是軍事反攻，而是政治反攻。這份聲明代表國民政府將施政重心自反攻大陸移轉到經濟建設。
1959年6月美國國際合作總署中國分署主任郝樂遜大力抨擊國民政府軍事開支太大佔總政府支出50%，聲稱是國內投資不足的原因，若不及早改善可能引發嚴重的經濟危機；12月，郝樂遜又提出八點財經改革建議，開宗明義就是要國民政府裁減軍費，以節約資源、促進生產，另外是控制通貨膨脹、賦稅改革、外匯改革等，這些建議的目的，要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塑造一個自由的、有利於工商業發展的環境，吸引國內與國外的投資。美援終究要減少並停止，但台灣如能依照美國的方加速經濟發展，以自由經濟與自由社會建立起一個表率，美國願意在現有的美援之外再加撥助金額。但不久，美援郤停掉了～～待續

03/08/2026

尹仲容、李國鼎與工業委員會（十二）
工業委員會在組織上隸屬於台灣經濟安定委員會。經安會設立於1953年9月1日，目的在檢討財政金融政策，俾能有效利用國內資金及外來援助，促進經濟安定，主任委員由行政院長兼任，下設四組一會，A組主管金融、銀行、信用政策；B組主管預算與美援；C組主管美國軍援與經援；D組主管農業，另一會則為工業委員會。
工業委員會當時人才濟濟，除了尹仲容、李國鼎及費驊之外，還有多位日後都成為財經決策核心人物，例如張繼正、王昭明、潘誌甲、王作榮、葉萬安、韋永寧及吳梅邨等。設立的五年中，總共發展了近200個計畫，先研究出台灣的進出口貿易結構，找出消耗外滙最多的原料、設備、技術及有發展可能性的商品，再找私人企業來投資，建立工廠，再找人收購，大體而言，除了新竹玻璃廠外，大部分的計畫都很成功，這些成功的私人企業，都是靠著工業委員會的支持與扶植。
李國鼎在工業委員會時期最重視的是工業環境問題，尤其是財稅及出口工業發展，台灣要工業發展只有靠外銷。1955年尹仲容因楊子公司案請辭經安會後，李國鼎以工業委員會代理召集人出席經安會會議，提出一項「推動紡織產品出口」的議案，建議棉花進口的關稅、棉紗進口的貨物稅，皆應在出口時退還，以奬勵紡織品出口，此項議案當時引起中國銀行、台灣銀行的反對爭議，但在李國鼎的堅持下原案通過，財政部立即執行。
為了發展木材工業，李國鼎也大力促成木材貨物稅免徵，以降低業者的成本。五十年代初期，財政部因預算不平衡，此項木材免徵貨物稅的措施一度受到阻礙，李國鼎鍥而不捨的去找當時的財政部長嚴家淦交涉；另外，為了促進進口原料加工出口工業的發展，李國鼎陸續提出擴大退稅制的實施範圍，1954年財政部修訂「外銷品退還原料進口稅捐辦法」，規定只要外銷品即可適用，有利出口甚鉅。
1958年7月內閣改組，陳誠任行政院長，楊繼曾任經濟部長兼工業委員會召集人。旋即經安會撤消，部分職權併入美援會，尹仲容為副主任委員，李國鼎則調任美援會秘書長。這項新的人事安排，並不是尹仲容的意思，尹仲容喜歡單打獨鬥，但在嚴家淦和葉公超的推薦之下，原來美援會代理秘書長王蓬調駐美大使館公使銜經濟參事，而李國鼎就任美援會秘書長，從此進入台灣財經決策的核心。1959年八七水災後，李國鼎積極爭取美援，協助財政部長嚴家淦籌措款項，進行災後復舊善後的工作，由於他在十四個月內便完成了所有應做的事項，效率之高受到多位長官的讚賞，在行政院長陳誠當面推薦之後，先總統蔣中正特別召見李國鼎，並予嘉獎。從此，李國鼎即深獲蔣中正的賞識與信任，開啟他正式踏入政府財經內閣的要角，展開推動台灣經濟發展的道路。待續～～

31/07/2026

尹仲容和他的「計畫式的自由經濟」—續（十一）
尹仲容的「進口替代」工業政策與其他國家不同，一般發展中國家採取這種政策，是希望達到工業產品的自給自足，所以會運用關稅或進口管制的手段，來保護本國工業發展，但過度保護的結果會使產品沒有競爭力、品質低劣、生產效率差。而尹仲容的「進口替代」政策有三大特徵，第一就是他政策的目的並不是求台灣經濟的自給自足，第二雖主張政府應保護本國工業，但保護宜有限度，第三在發展進口替代工業的同時，亦主張全力增進出口。尹仲容曾為台灣的工業發展排出優先順序：第一國防工業；第二民生基本必需品；第三為可以出口增加外匯收入的工業；第四可以替代進口品以減少外匯支出的工業；第五易有成效而不需要大量資本的工業。出口可以增加外匯流入，有助於平衡國際收支。
中國儒家傳統經濟思想重視「藏富於民」、「養民」的觀念，應是尹仲容經濟思想最原始的基礎。工業委員會出版期刊「自由中國之工業」常可看到他引用孟子、管仲、荀卿的名言，例如孟子的「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府足以蓄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尹仲容雖學的是電機工程，對中國古籍十分喜愛，也影響到他的經濟思想。同樣李國鼎是科學家及工程師，對經濟問題並不十分注意，因在工業委員會五年，尹仲容發展出來的「計畫式的自由經濟」，對李國鼎郤有潛移默化的影響。1958年，尹仲容任美援會副主任委員、李國鼎任美援會秘書長，正式就台灣經濟發展與經濟策略發表論文時，「計畫式的自由經濟」已是他經濟政策的核心。
李國鼎於尹仲容逝世時，讚譽他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領港人」，有五項重要的經濟觀點，第一經濟發展的根本要靠民間的發展意識與自覺努力；第二經濟的加速運行要靠市場價格功能的恢復；第三經濟發展應循序漸進，由農業至輕工業至重工業，不可超越或一蹴而幾的企圖；第四經濟發展所作的投資應以經濟效益的大小來定其優先次序；第五經濟計畫應重研究與分析，不可好高騖遠或只圖近功。這五項中，前二項討論的是自由經濟的原則，後三項則討論政府計畫的原則，正是尹仲容「計畫式的自由經濟」理論的精髓。
李國鼎在經濟思想上追隨尹仲容，在政策推動方面，早有青出於藍的表現。和尹仲容一樣，李國鼎決定政策後，便擇善固執，但李國鼎不似尹仲容那樣孤傲，李做人較為平和，能廣結同儕，所以工作較容易展開。待續～～

30/07/2026

尹仲容和他的「計畫式的自由經濟」（十）
尹仲容在工業委員會最大的貢獻有二，一是發展進口替代工業，以美援物資棉花及棉紗發展台灣的紡織業，用美援的小麥和黃豆發展了麵粉、食油、飼料等工業；以美援計畫型資金所產生的相對基金，設立了PVC塑膠工業、人造纖維工業、玻璃工業、水泥工業、尿素肥料工業、糖業副產品工業、汽車工業、鋼鐵工業、金屬工業等。第二扶植民營工業的發展，除了水泥、紙業、工礦與農林四大公司開放民營外，美援支持的國營事業副產品工業計畫經營上軌道後，透過立法售予民營。五年之內，台灣共增加了6,000家民營企業，公民營企業總生產值比例，從1946年的60:40，降到1958年的38:62。
尹仲容工業民營化的想法受到副總統陳誠、財政部長嚴家淦及工業委員會人員的支持，但仍有人認為只有國營與管制才能統籌運用資源及人才，反攻復國，因此反對民營化的措施，故在五十年代初業二方人員時有爭執，尤其PVC塑膠工業是否應交予民間尤為爭執的焦點。尹仲容和工業委員會主管化學的嚴演存主張交予民間經營，原屬意的是永豐餘系統的何義，後因PVC國際價格暴跌，何義不願承辦。於是尹仲容查看在台灣銀行存款最多的人是誰？結果發現，嘉義分行一位米商王永慶有八百萬元存款。嚴演存乃透過趙廷箴邀約王永慶一同投資，後王永慶決定獨資，之後PVC塑膠工業經營權賣給了王永慶，也成就了王永慶成為世界知名的塑膠大王，若不是尹仲容排除萬難、堅持民營，台灣就不可能有王永慶。當年代台灣工業化是非常艱鉅的任務，在工業化初期，若沒有人站出來承擔責任，是很難完成的。
在經濟還未成熟的國家，民間還未具有經驗的人才和經濟力量，政府不宜放手讓民營企業隨意去做，應該由政府來統籌全局，從整體經濟利益著眼，決定某一個時期工業發展的方向與目標，就是那些工業應優先發展，那些應暫緩，那些應在某一段時期內發展到某種程度。政府的計畫只涉及工業的種類，而沒有牽涉到各類工業中的生產單位企業，因此這些單位企業仍有充分的活動自由。尹仲容稱這種經濟為「計畫式的自由經濟」。
在工業委員會時期，尹仲容主張政府對經濟作較大的干預。利用美援的物資或技術發展工業，再售予民營；管制外匯與進口以保護本國工業；以信用、進口及原料的優先分配制度，來發展優先工業。伊仲容這一連串的措施，獲得「台灣工業保姆」的美譽。1958年外匯改革之後，政府對外銷工業的管制大大降低，以優惠待遇來發展優先工業的政策，成為台灣未來「重點工業」發展的基礎。李國鼎日後在這方面的貢獻尤其重大。待續～～

29/07/2026

直轄市定古蹟「李國鼎故居」修復工程今日開工祈福
攜手守護文化資產 傳承臺灣科技發展精神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於今(29)日舉行「李國鼎故居修復工程」開工祈福典禮，由文化局局長蔡詩萍主持，並邀請李國鼎先生之子李永昌先生、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王伯元董事長等人出席，率領工程團隊依循傳統禮俗舉行開工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