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5/2026
5.1 劳动节讲座会 课题“书香楼事件”
(左)主持人陈松青同道、主讲人(中)黄贵文同道、(右)来自新加坡的庄伟天
黄贵文演词说道;当“五一劳动节”公共假期的定格被重新定义,当人群涌向商场与旅游景点,劳动的意义似乎逐渐被消费所替代。在欢庆与休闲的表层之下,一种更为有意思、却同样艰辛的劳动形式,却长期被忽略——那便是藏书文化的耕耘。
在同心公民协会的一场讲座中,这种“看不见的劳动”被重新召唤出来。讲座以“书香楼的故事”为题,不以抽象理论铺陈,而以人生经验与历史片段交织,让听者在故事之中,重新理解“劳动”的另一种形态。
书香楼的历史,若从根本说起,是一段以生命时间堆叠而成的文化工程。而其核心人物庄伟天的一生,正体现了一种极少被纳入劳动史叙述的精神劳动者典型。
他的轨迹,穿越了一个动荡的时代:从学生时代接触书籍与思想,在政治浪潮中投入社会运动;从被追捕、转移半岛隐匿身份,到辗转于养鸡场与制造漆业的边缘生计;再到经历扣留营岁月之后重返社会,与新加坡书业结缘。此后,他以近乎执念的方式,投入于好书花钱自购与藏书之中。
这不是简单的“收集”,而是一种文化责任的承担。
正因为他对书的珍视与对学人的诚意,逐渐赢得信任。一批又一批具有学术价值的藏书,被委托于他手中。这些书,不只是纸本,而是跨越时代的思想痕迹,是星马华文 文化的一部分记忆结构。
2000年前后,这些散落于新加坡各处的藏书,开始向新山集中。那是一项几乎不被外界理解的“劳动工程”——从组屋、店铺、朋友仓库,到私人住所,书籍被反复搬运、整理、堆叠。没有机械化的效率,只有人力的坚持;没有制度性的保障,只有信念的驱动。
书香楼,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诞生。
其初期,并非封闭的藏书空间,而是不断走入社会的文化行动:展览、讲座、史料展示,使沉睡的文本重新进入公共视野,激发社会不同阶层的关注。这一阶段,书香楼不仅是藏书场所,更是一种文化传播机制。
然而,正如许多民间文化工程的命运,“树大招风”。当组织结构发生异化,原本以文化为核心的空间,逐渐被权力与利益逻辑侵蚀。所谓制度,开始成为瓦解文化的工具;所谓管理,转化为排除异己的手段。
藏书,不再是被守护的对象,而成为被蚕食的资源。
最终,在多重压力之下,这批承载历史记忆的藏书,被迫转移至南方学院,以一种“冷藏”的方式存续。这既是保存,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沉寂。
讲座中几位学者的发言,进一步揭示了这一事件的复杂层面。
陈定远博士指出,南院对书香楼藏书采取“半开放式”管理——读者只能通过目录申请借阅,而无法直接接触书架。这种制度虽具保护性,却也限制了知识的自由流动,使藏书的文化价值难以充分释放。
徐威雄博士则从个人经验出发,回忆与庄伟天的交往。在新加坡狭小的组屋中,书籍堆积如山,他们在书堆之间谈论文化与命运。庄伟天最难以释怀的,并非个人遭遇,而是一个问题——
“不爱书,可以理解;但为何要毁书?”
这一提问,直指事件的核心伦理困境。
而当听众进一步追问:“为何不抗争?”时,答案则揭示了更深层的社会结构问题——在“少数服从多数”的表象之下,当权力结构被操控,当文化人处于弱势位置,所谓民主机制可能演变为“合法化的压制”。
当文化人面对的是组织化的力量、甚至潜在的政治性网络时,抗争不再只是勇气问题,而关乎生存风险。在某些极端情境中,“不反抗”并非放弃原则,而是一种避免更大毁灭的无奈选择。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类文化事件的背后,往往潜伏着更隐蔽的结构性力量——它们穿梭于华教体系、社团组织与非政府机构之间,对文化资源进行长期的影响与重塑。
记忆猶新 ,2003年的五一劳动节假期, 我们在书香樓三楼会议厅 ,集合非政府组识18人 ,交流五一劳动节历史课题, 嗅觉敏捷的舒庆祥突然出现干预, 他套上书香楼不能容忍不正当色彩为由, 语气凶巴一阵离开,这一风波虽沒漫延, 一种潛势力的运作已悄然存在。
因此,书香楼的遭遇,不只是个案,而是一个时代文化生态的缩影。
讲座最后提及“初心”。赖兴祥校长所言“不忘初心”,在语义上本属正面价值;然而,当“初心”被用来为文化破坏辩护时,这一概念本身也陷入了空洞化。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提倡初心”,而在于初心是否仍然存在?又被谁所定义?
在“五一劳动节”的语境中重新回望书香楼,我们或许可以重新界定“劳动”的意义。除了可见的体力劳动与经济生产,还有一种更为艰难的劳动 ,那是对文化的守护,对记忆的保存,对知识的整理与传承。这种劳动,没有即时回报,甚至可能以失败告终;但它构成了一个社会最深层的精神基础。
书香楼的故事,正是这种劳动的见证。当一个社会只看见可消费的节日,而看不见那些无声的文化耕耘时,真正被遗忘的,或许不只是劳动本身,而是文明得以延续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