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8/2026
這幾年，我愈來愈多機會接觸一些談「權力」、「倫理」、「界線」、「弱勢」、「親歷者聲音」的討論。
坦白說，很多提醒我都是認同的。
我們的確不應因為一個人有職銜、有專業身份，就不准別人質疑；做研究、做服務、做項目，也不能因為方便，就忽略知情同意、私隱和人的尊嚴。若一個機構只是找幾個所謂「社群代表」來掛名、拍照、申請基金，卻根本沒有真的聽他們講甚麼，那也的確不算真正的參與。
至於用「使命感」、「有心」、「大家都是為了幫人」去要求別人無限付出，甚至把合理的界線說成「計較」，這些情況，我相信很多在教會、社福界或 NGO 工作過的人，都不會陌生。
所以，很多新的提醒，其實是好的。
但我最近也常常在想另一個問題：
**當我們愈來愈懂得指出甚麼是不對，我們有沒有也愈來愈懂得怎樣面對一個「做錯的人」？**
這對我來說，不只是一個社會議題，而是一個很牧養、也很神學的問題。
我一直覺得，《創世記》中人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是一個很值得深思的圖像。問題當然不是說人從此不應分辨善惡，聖經從來沒有取消善惡、真假、公義與不義的分辨。
但人墮落之後一個很深的傾向，就是把自己放在判定善惡的中心。
這可以叫作「道德自主」（Moral Autonomy）。
我們不只是說：
「這件事不對。」
慢慢會變成：
「這個人有問題。」
再慢慢變成：
「這種人不值得接觸。」
最後甚至變成：
「我是站在對的一邊，他是站在錯的一邊。」
我反而愈來愈覺得，主耶穌來，不是要取消善惡的分辨，而是要把我們從這種「以自己作為善惡最終裁判者」的生命裡贖回來。
我們仍然要指出錯誤。
濫權就是濫權。
剝削就是剝削。
欺騙就是欺騙。
傷害人就是傷害人。
但福音很奇妙的地方，是耶穌從來沒有讓一個人的錯，成為那個人全部的身份。
撒該的確是一個剝削人的稅吏，但耶穌沒有只看見「剝削者」這個標籤。
彼得的確三次否認主，但復活後的耶穌也沒有讓彼得永遠停留在「失敗者」的身份裡。
保羅曾經逼迫教會，但恩典沒有讓「逼迫者」成為他生命最後的定義。
所以我近來常常提醒自己：
**我們需要分辨善惡，卻不要把一個活生生的人，也簡化成善與惡兩格。**
這其實也影響我怎樣看「權力」。
今天很多討論很重視「權力關係」（Power Relations），這是必要的。因為任何制度、機構、合作，都應該問：
誰有資源？
誰承擔風險？
誰有說話權？
誰最後作決定？
但我也愈來愈覺得，如果甚麼事都只用「誰有權力」去解釋，也會變成另一種簡化。
因為有權力，不一定等於濫權。
有時候一個人有比較大的決策權，是因為他同時承擔比較大的責任。
所以「權力」（Power）和「正當權柄」（Legitimate Authority）其實不是完全一樣。
聖經不是要求一個沒有權柄的世界。
耶穌真正挑戰的是：有權柄的人怎樣使用權柄。
是支配，還是服事？
是保護自己，還是承擔責任？
是要求別人順服，還是自己首先接受問責？
所以我愈來愈覺得，真正成熟的群體，不是「沒有人有權力」，而是權力受到真理、責任、愛和問責所約束。
同樣，我也很重視親歷者的聲音。
一個真正經歷過某種傷害、制度或困境的人，往往知道很多坐在辦公室裡的專家不知道的事。
這種「親歷知識」（Lived Experience）很寶貴。
但同時，我也不想因此走到另一個極端：好像只要親身經歷過，就自然比所有專業知識更可靠。
一個病人最清楚自己的痛苦，但不等於因此比醫生更懂醫學研究。
一個專家可以很懂數據，也不等於他可以無視當事人的經驗。
所以我比較相信的是一種「知識謙卑」（Epistemic Humility）：
**我知道一些，但我知道自己不是知道全部。**
專業需要被挑戰。
親歷經驗也需要被聆聽、整理和查驗。
沒有任何一種身份，可以自動成為真理的最後保證。
講到「剝削」，我也有類似的感受。
用使命感逼人免費工作，當然不對。
用「有心」叫人不准談報酬，也很容易成為操控。
但我也不想走到另一邊，好像所有無償付出、犧牲、服事，都變成剝削。
基督信仰裡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叫「捨己」（Self-giving）。
問題不只是有沒有錢收，而是：
這個付出是不是自願？
一開始有沒有說清楚？
一個人能不能說「不」？
如果拒絕，會不會被扣上「沒愛心」、「沒有使命感」的帽子？
是不是總是同一群人犧牲，而另一群人一直得益？
我覺得真正要分辨的，是「犧牲」（Sacrifice）和「剝削」（Exploitation），而不是簡單地把一切無償付出都放在同一類。
至於「參與」，我也很認同不要把人當橡皮圖章。
如果找人來掛名，卻不讓他有任何真正影響，這當然有問題。
但我也不認為真正尊重，就等於所有人一定有相同的決策權。
有時是被諮詢。
有時是共同設計。
有時是共同決策。
有時某些人真的需要負最終責任。
重要的是一開始有沒有講清楚。
這其實是「程序公義」（Procedural Justice）：不要假裝給了別人其實不存在的權力。
另外，我也常常覺得，我們這個年代很容易被 KPI、deliverables、impact 綁架。
當然，做了很多活動，卻沒有任何實際改變，值得反省。
但作為一個牧者，我很難接受「不能量度，就沒有價值」。
陪一個人幾年。
在一個青年最差的時候沒有放棄他。
陪一個家庭走過哀傷。
有時候根本沒有甚麼漂亮的數字可以交代。
有些真正的生命改變，也未必會在一個項目結束那天發生。
所以產出（Output）、結果（Outcome）和長期影響（Impact）當然都重要，但我仍然想保留一個空間：
**不是所有真正有價值的事情，都可以在表格裡證明。**
想到最後，我發現這些問題其實又回到同一個地方。
我們很容易看見別人的權力，卻看不見自己也有權力。
我們很容易指出別人的盲點，卻忘記自己也有盲點。
我們很容易把某個人放進「傷害者」、「不安全」、「沒有倫理」、「有問題」的格子，卻忘記基督教對罪的理解，從來不是把罪放在「他們」身上。
罪的普遍性（Universality of Sin）首先提醒我：
我也在裡面。
所以我現在愈來愈想學的，不只是怎樣分辨誰對誰錯，而是：
當我認為自己是對的，我還能不能聽？
當一個人真的犯錯，我是在幫助他面對真相，還是在把他永遠定型？
當我談公義，我是否也願意讓同一把尺量度自己？
當我設立界線，我是否仍然相信人可以悔改和改變？
有些合作的確需要停止。
有些關係真的要保持距離。
有些傷害不能再容許。
有時甚至要追究責任。
但我愈來愈相信：
**界線可以決定我們現在可以走多近，卻不應替神決定一個人將來可以成為甚麼。**
福音不是沒有對錯。
真理會讓人面對錯誤。
但恩典（Grace）使錯誤不必成為一個人生命最後的一句話。
也許這正是我這些年在牧養裡愈來愈想學的一件事：
有真理，所以敢指出錯誤；
有恩典，所以不把人定型；
有界線，所以不縱容傷害；
有盼望（Hope），所以仍然相信人可以改變。
我想，這比單單知道「哪些人值得合作、哪些人不值得合作」，更難。
但也更像耶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