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2026
被「挺移工」聯盟認證的監委，還能監督勞動部嗎？廢監察院吧！
總統府日前公布第七屆監察委員提名名單，台灣社會福利總盟秘書長孫一信名列其中。消息一出，孫一信立即發表聲明，回應台灣失能者家庭暨看護雇主國際協會對其提名的質疑，也展現出爭取監察委員職務的強烈意願。而幾乎同一時間，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創辦人杜光宇則在「挺移工」社團高調發文表示：「被某團體攻擊就表示做對了什麼！」而被影射的對象，正是代表22萬家庭看護雇主與失能家庭發聲的台灣雇主協會。
這一幕，其實讓許多家庭雇主感到既熟悉又憂心。
因為從孫一信、林月琴，到勞動部長洪申翰，以及長期活躍於移工倡議圈的相關人士，許多人都曾出現在同樣的政策網絡與倡議體系之中。這些年來，從民間團體、政府委員會、立法院、勞動部，到如今的監察院提名名單，彷彿形成了一條完整的升遷路徑與價值同盟。當同一群人不斷在不同位置輪替，卻始終代表同一種立場時，作為權益長期被犧牲的22萬家庭看護雇主，我們當然有資格提出質疑：一位長期以來選擇站在特定倡議立場的人，適合擔任監察委員嗎？
監察委員的職責，是監督行政機關、糾正失職官員、調查政府違法失當作為。監察權存在的前提，就是超然、中立與客觀，而不是替特定立場背書。
然而，孫一信長期與林月琴、桃園群眾服務協會、移工倡議團體及部分社福網絡站在同一陣線。對於家庭看護政策、長照政策及移工制度改革，他的立場向來鮮明。問題不在於他有沒有立場，而在於監察委員能不能只有立場。
尤其令許多失能家庭難以接受的是，孫一信並非第一次站在重症家庭與高齡長者的對立面。
2024年立法院修正《就業服務法》，開放80歲以上長者及70至79歲癌症二期以上患者，得免經巴氏量表評估申請家庭看護工。當時包括孫一信、林月琴及部分社福團體曾公開表達反對意見，主張可能造成「搶工效應」，甚至排擠重症家庭聘僱家庭看護工的機會。然而，制度正式上路後，當初所宣稱的「重症家庭搶不到看護工」並未發生，所謂的搶工危機也沒有出現。
事實證明，真正被犧牲的，反而是那些在政策爭議中被迫等待的高齡長者與照顧家庭。
對許多失能家庭而言，這件事情至今記憶猶新。當高齡父母、失智長者與癌症患者面臨沉重照顧壓力時，孫一信與林月琴選擇站在倡議論述的一方，而不是站在照顧現場的一方。如今，當年反對放寬長者聘僱資格的人，卻即將成為監察委員，未來負責監督勞動部與衛福部的照顧政策，失能家庭怎麼可能不擔心？
如果未來監察院需要調查勞動部移工政策失衡、失聯移工暴增、家庭看護工轉換制度爭議、就業安定費使用爭議、家庭照顧成本不斷轉嫁等問題時，一位長期參與相關倡議體系的人，真的能做到利益迴避與超然監督嗎？
近年來，失能家庭與家庭看護雇主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政策天平越來越傾斜。
失聯移工突破九萬人，政府束手無策；家庭看護工轉換制度爭議不斷；重症家庭面臨照顧空窗；家庭雇主持續繳交就業安定費；勞保、安置、懷孕與行政管理成本持續向家庭轉嫁。每當家庭雇主提出質疑，得到的回應往往只有一句：「移工更弱勢。」
但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不應該只看見移工，也必須看見聘僱移工的家庭；不應該只看見勞工權益，也必須看見照顧者的人權與生存權。
令人遺憾的是，從過去部分監察委員在移工議題上的調查方向，到如今孫一信被提名，許多失能家庭看到的並不是平衡，而是同一套價值體系持續進入監督機關。監察院原本應該監督行政權，現在卻越來越像特定倡議圈與利益網絡退休、升遷與酬庸的下一站。
當勞動部面對失聯移工問題毫無作為時，監察院在哪裡？當洪申翰部長持續推動讓家庭雇主與中小企業承擔更多移工成本的政策時，監察院在哪裡？當行政機關一次又一次將照顧責任與管理責任轉嫁給人民時，監察院又在哪裡？
如果監察院無法監察文武百官，無法糾正行政失衡，無法替22萬家庭看護雇主與失能家庭發聲，那麼這個每年耗費龐大公帑的機關，存在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真正令人擔憂的，從來不只是孫一信一個人，而是一整套長期盤踞在政府、立法院、社福團體與監察院之間的價值體系。從林月琴到孫一信，從杜光宇到洪申翰，從勞動部到監察院，失能家庭看到的是同一群人不斷在不同位置輪替，卻始終只代表同一種聲音。
當22萬家庭雇主、數十萬長者與失能家庭的處境長期被忽略；當失聯移工突破九萬人卻沒有人需要負責；當照顧成本一再轉嫁給人民；當家庭照顧者的聲音始終被排除在政策之外，監察院不但沒有發揮監督功能，反而可能成為特定倡議圈的延伸舞台。
更何況，「廢監察院」原本就是民進黨長年主張的改革方向之一。陳菊擔任監察院長多年，監察院卻依然存在；如今再看到孫一信出現在提名名單之中，更讓人懷疑監察委員提名制度，是否早已淪為特定政治與倡議圈的人才庫。
挺移工可以是一種立場，但監察委員不能「只有立場」。台灣需要的是能夠平衡移工權益、失能家庭權益與國家治理需求的監察委員，而不是另一位早已選邊站的倡議者。
前朝監委王美玉、趙永清、王幼玲、紀惠容等人，曾共同提出《一群在臺灣沒有身分的人——移工為什麼要失聯？》調查報告，通篇聚焦移工處境，卻鮮少著墨失聯移工背後原雇主的損失與痛苦，更幾乎看不到22萬家庭看護雇主與失能家庭所承受的照顧風險與經濟壓力。如今若再加上孫一信這類長期活躍於特定倡議體系的人進入監察院，失能家庭有理由擔心，未來監察院的天平只會更加傾斜。
不要監委，或許還有機會繞失能家庭一命；不要酬庸，或許還能顧台灣國際形象一命。
如果監察院做不到監督政府、平衡各方權益，那麼與其繼續花納稅人的錢維持這個機關，不如誠實面對現實：廢掉監察院吧。
畢竟監察院連自己調查出來的問題都未必能真正改變。從就業安定基金遭濫用，到失聯移工問題持續惡化；從行政機關權責失衡，到人民權益長期受損；從監察院調查報告證實勞動部長期不當運用就業安定基金，到家庭雇主持續被迫繳納相關費用，監察院寫了許多報告，卻很少看見真正有人被究責、有人被糾正、有人為錯誤政策負責。
若監察院已經無法發揮憲政機關應有功能，那麼留下來最有價值的，或許只剩下那棟位於台北精華地段的歷史建築。與其養一群不監察文武百官的監察委員，不如保留古蹟本體，改造為公共圖書館、民主教育館或文化展覽空間，再結合咖啡廳與觀光導覽，讓國內外旅客都能走進來認識台灣民主發展的歷史。
至少這樣，人民還能真正看見它的價值。至於那些早已失去監督功能的監察委員席次，就讓它們成為歷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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