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思政策研究所

民思政策研究所 民思政策研究所是一家紮根於中國香港的民間智庫,專注於地方、國家及全球層面的政策與治理研究。

【張達明: 公務員制度四大核心弊病】筆者長期與政府供應商往來,亦有多位退休高級公務員友人,經常留意政府運作的不合理情況:供應政府的設備完成驗收後,閒置貨倉兩年無人安排安裝,造成公帑與公共資源浪費;沙田區一座供行人及傷殘人士使用的雙層升降機工...
12/05/2026

【張達明: 公務員制度四大核心弊病】

筆者長期與政府供應商往來,亦有多位退休高級公務員友人,經常留意政府運作的不合理情況:供應政府的設備完成驗收後,閒置貨倉兩年無人安排安裝,造成公帑與公共資源浪費;沙田區一座供行人及傷殘人士使用的雙層升降機工程,拖延四年方告完工;政府外聘的第三方驗證機構,辦事流於形式、敷衍了事,政府內部亦無專人跟進監管,令驗證程序形同虛設。這些零碎個案,正反映公務員體制長久積下的運作問題。

必須先釐清一點:政府工作分工精細,本身並非問題。任何大型機構,都需要清晰分工,分工愈細,愈能明確工序、分清責任。真正的核心問題,在於公務員只專注自身崗位範圍,缺乏整體流程的全局觀念。更值得關注的是,當涉獵到專業運作,無數灰色地帶便令相關負責的公務員容易依賴第三方判斷,不願承擔相應責任。反而與政府有業務往來的私人機構,容易察覺這些漏洞,並借此謀取私利,損害公共利益。

綜合退休高級公務員觀點,公務員體制的核心弊病,主要有四點:

第一,基層公務員不太願意向上級反映問題,對於主動建言毫無動力。現行制度雖設「公務員職員建議計劃」, 有內部反映問題、建言獻策的相關獎勵機制,但獎勵標準模糊、執行流于形式,况且政府從未定期公開建議數量、採納率或節省金額等數據,令外界難以評估計劃的實際成效,也減少了公務員參與的動力。公務員要主動提出程序漏洞和改善建議,與沉默不作為並無實質分別,自然無人願意多言。

第二,公務員普遍抱持「明哲保身」的心態,不願主動提出改善意見。多數人只求安守本分、少做少錯,避免招惹額外麻煩,形成不願建言、不願革新的風氣。

第三,下級向上級提出意見,容易引發職場風險,令人不敢直言。坊間普遍有一種想法:敢指出問題者,往往被視為製造問題,亦容易令上級尷尬,甚至捲入辦公室人事紛爭,影響個人仕途,久而久之,人人選擇沉默。

第四,高層圈子、馬房文化盛行,排斥有獨立見解、敢於講真話的下屬。唯有順從附和,才有晉升與發展空間,直接扼殺內部自我檢討、優化改善的機會。

現時政府最大的問題,在於高層對前線真實情況掌握不足,難以知悉專業範疇程序漏洞的癥結所在。要扭轉這種局面,必須由政府最高層拿出改革勇氣,精心統籌規劃,制訂長遠方案,從根本重塑公務員文化、革除長年陋習,方能打破積弊循環。

推動改革,可從幾方面入手:強化公務員的全局思維,避免局限於單一崗位工序;設立更清晰的獎懲與問責機制,杜絕拖延卸責;聘請專業人士,全面審視政府各項運作程序,堵塞漏洞,防止私人機構借機謀利;同時打破馬房文化,廣開言路,吸納基層公務員、退休公務員及業界的專業意見。

政府不能單靠內部自我檢討,必須主動向各層公務員作深入諮詢,並宜委托與政府沒有連繫的第三方民間智庫進行獨立調研,所得意見方能客觀中肯。筆者任職的智庫兩三年前,曾主動邀請基層及中級公務員參與問卷調查及大規模訪談,當時前線人員大多願意接受邀請、坦誠分享實況;反觀高級公務員,對有關邀請卻只讀不回,情況令人遺憾,亦足以反映部分高層公務員對體制檢討、對外間聽取意見的邀請,抱持消極回避的心態。

有鑒於此,特區政府更應拿出實質決心,責成各級公務員必須接受政府認可及受政府委托的智庫或專業機構的調研邀請,若無合理理由,不應任意迴避。推行此項機制,不單是為了全面收集真實意見,更要讓公務員建立向公眾交代的職業意識。公務員隊伍並非獨立王國,不能只受形式上、制度上的規管,更要接受實際運作監察與民意監督。

唯有以硬性機制保障獨立調研順利開展,結合各層公務員的真實心聲與客觀調研數據,政府方能對症下藥,從根源破除團伙文化、懲治卸責,重塑公務員隊伍擔當盡責、服務市民的核心價值,提升行政效能,回應社會大眾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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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g Ka Wah, Ronny, 湯家驊  : 此處不留人】編輯版見 《明報》 法政隨筆美國最新一項調查顯示,一半美國居民認同自己是美國人,但只有23%亞洲人認為自己是「真正」的美國人。我對調查結果不感驚訝,但對這麼多亞洲人對美國...
11/05/2026

【 Tong Ka Wah, Ronny, 湯家驊 : 此處不留人】
編輯版見 《明報》 法政隨筆

美國最新一項調查顯示,一半美國居民認同自己是美國人,但只有23%亞洲人認為自己是「真正」的美國人。我對調查結果不感驚訝,但對這麼多亞洲人對美國缺乏歸屬感卻有點意外。 為什麼在美國土生土長的亞洲人,包括中國人,不覺得自己是「真正」的美國人?

其實這不難理解。最少在英國、美國,黑人是「二等公民」,但黃種人卻連「二等公民」也不是。白人歧視黑人,黑人卻又歧視黃種人,這現象相信很多長時間在西方國家居住的香港人也會感受到。

當然也有少數例外。我有一位親戚,中學時已移居美國讀書,結果留下來結了婚,在學術上有顯赫成就。這麼高知識水平的人竟在一次閑談中自豪地說:「我是美國人,當然應從美國利益看時事!」明明是中國人,怎麼會認為自己是美國人?大惑不解之餘也懶得與他爭辯。

民思政策研究所過去11 年的「一國兩制」指數報告持續顯示七成香港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是香港人。這比例與居於美國的亞洲人對於美國的認同感似乎剛好相反。事實是不少華人在英國、美國仍然只聚居於唐人街;他們極少有機會真正融入西方社會。對這些人來說,居於西方國家只是生活需要,談不上什麼身分認同。

據內地學者於2024 年發表的研究顯示,2000 至2023 年間一共有12.7萬,包括一些聲名顯赫的華人科學家和學者從美國回流中國。也許政治環境逼使這些居美的中國人終於醒覺到自己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魂。在西方國家被歧視、被壓迫?也罷!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 Tong Ka Wah, Ronny, 湯家驊  : 天鳥】編輯版見 《明報》 法政隨筆上星期出席港台的十大中文金曲頒獎音樂會,發覺正如不少人說,我真的與時代有點脫節了。台上的歌手,我一個也不認識並不出奇,但那些旋律、那些歌詞、那些編曲...
04/05/2026

【 Tong Ka Wah, Ronny, 湯家驊 : 天鳥】
編輯版見 《明報》 法政隨筆

上星期出席港台的十大中文金曲頒獎音樂會,發覺正如不少人說,我真的與時代有點脫節了。台上的歌手,我一個也不認識並不出奇,但那些旋律、那些歌詞、那些編曲是那麼的陌生,卻是我與現代中文流行音樂毫無認識的鐵證。尚幸其中一環節竟然有盧冠廷出現,令我精神一振。

盧冠廷與黃家駒均是我比較欣賞的創作歌手。盧冠廷在台上演出了一支全新編排的《天鳥》,其中一句「如仇恨化輕煙,世上無波浪,請君將怒憤怨恨全忘」,正正觸動着我心海最深處。沒錯,這幾句正是我近日不斷在腦海中迴轉的心聲。世界上的戰禍究竟從何而來?戰爭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為什麼戰爭不斷循環發生?找不到這些問題的答案,看見的,卻是戰爭不斷自我循環地複製仇恨和憤怒的事實。因為仇恨和憤怒所作出的行為帶來相等或更大的仇恨和憤怒,正是我們今天面對最大的問題。

忘記仇恨和憤怒真的如盧冠廷所想那麼容易嗎?21世紀的世界已不再是盧冠廷的世界了。昨天藏在心裡的仇恨和憤怒,今天在這互聯網世代每天也可以在社交媒體上發泄。反正没有人知道我的真正身份,我可以駡得更狠,說得更涼薄、更無賴。我不用理會其他人看了可能激發起同樣的仇恨和憤怒,更不會理會可能令受眾產生更大的反向仇恨和憤怒。就是這樣,那自我循環複製的仇恨和憤怒每天如戰爭一樣,不斷地在網上擴散、複製。

我們可以自律,但我們無法改變他們。要像盧冠廷的天鳥一樣翱翔青天,把怨恨全忘?談何容易。

【Martin Cheung: UAE’s Opec exit reflects a complex world】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decision to withdraw from the Organis...
04/05/2026

【Martin Cheung: UAE’s Opec exit reflects a complex worl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decision to withdraw from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effective May 1 has an immediate and practical explanation. Hemmed in by production quotas that cap output well below the UAE’s stated ambition of 5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by 2027, and operating in a wartime environment where Strait of Hormuz disruptions have already constrained exports, Abu Dhabi apparently concluded that the timing minimised collateral damage to fellow members while maximising its own strategic flexibility. The UAE’s energy minister said as much directly.
Yet to read the decision as purely commercial would be incomplete. It takes place against a broader reconfiguration of global power that deserves attention.

For decades, the United States benefited from a system in which oil trade, financial flows and security guarantees were tightly linked and denominated in dollars. That arrangement is now under genuine pressure.

Since the freezing of Russian sovereign assets in 2022, many countries have questioned whether dollar-denominated holdings are politically neutral. Central banks have diversified reserves, increased gold holdings and explored alternative settlement mechanisms.

The UAE’s accession to the Brics grouping as a full member in 2024 reflects this wider hedging instinct – one shared across much of the Global South – even as Abu Dhabi has been careful to frame its membership in terms of balanced diplomacy rather than as a break with the West.

The Opec exit fits into this broader picture. Gulf states appear to be increasingly reluctant to be locked into any single framework, whether defined by Washington, Riyadh or the old production-quota architecture. The UAE’s decision to leave Opec was made without consulting Saudi Arabia, and the UAE’s foreign minister rather than its ruler attended a Gulf summit in Jeddah the day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decision was made. These are signals worth reading carefully.

What they suggest is not that American influence in the Gulf has collapsed, but that the terms on which it rests are being quietly renegotiated. Dependency and alignment are no longer the same thing, and Gulf states are increasingly drawing that distinction. If Washington responds primarily through military pressure or financial coercion, it risks accelerating the very trend it seeks to contain.

The durability of the dollar-based order rests less on force than on the perception that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operates by consistent, predictable rules. That perception is what most needs tending.

Full article: https://www.scmp.com/opinion/letters/article/3352162/uaes-opec-exit-reflects-complex-world?utm_source=copy-link&utm_campaign=3352162&utm_medium=share_widget

【張達明: 美國引發全球動盪 能否逆轉「去美元化」勢頭?】迄今近50年,美國以先發制人的方式對他國發動的偷襲、突襲或斬首式打擊,可確認的至少五次。其中包括2026年特朗普公開承認的一幕:美國一邊與伊朗談判,一邊發動空襲。而今年這次,是唯一一...
30/04/2026

【張達明: 美國引發全球動盪 能否逆轉「去美元化」勢頭?】

迄今近50年,美國以先發制人的方式對他國發動的偷襲、突襲或斬首式打擊,可確認的至少五次。其中包括2026年特朗普公開承認的一幕:美國一邊與伊朗談判,一邊發動空襲。而今年這次,是唯一一次在無宣戰、無戰事、正處談判的和平狀態下,預先策劃好的軍事行動,核心目的就是「出其不意」。行動後,美方對外宣稱旨在打擊伊朗核武計劃、消除其對中東的軍事威脅,並切斷其對恐怖組織的支持。然而,美國執意對伊朗動武,是否存在非打不可的深層原因?真相真如官方說辭那般淺薄簡單嗎?

筆者認為,美國攻擊伊朗的主要目的,是要製造國際動盪,逆轉「去美元化」的勢頭、死守美元霸權。國際間「去美元化」的勢頭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有三大數據作為表徵:第一,全球貿易美元結算比例,20年間由近七成跌至2025年的約56%;第二,全球央行外匯儲備中,美元佔比從72%的歷史高位,跌至2025年的56.3%,創30年新低;第三,全球央行多年大舉增持黃金、減持美元資產,對衝美元信用風險,對美元信心持續走低。

2022年的制裁措施與俄羅斯主權資產遭凍結,促使全球多國決策者重新評估美元作為中立儲備資產的定位。這種依附於美國金融體系的「地緣政治風險」,正推動各國央行(尤以南半球國家為首)加快貨幣多元化佈局,藉此降低日後可能面臨的潛在風險敞口。

再者,金磚國家聯盟日益以金融自主為共同目標。繼2025年峰會後,該聯盟加速研發金磚支付系統與其他區塊鏈結算機制。此類舉措旨在推動各成員國本幣直接貿易結算,打造取代美元主導 SWIFT 體系的務實選項,並協助成員國抵禦單邊金融制裁所帶來的衝擊。

另外,全球能源金融的結構格局迎來重大轉折點。曾經支撐美元霸權根基的傳統「石油美元」體制,已逐步過渡至更為碎片化的多貨幣格局。隨着沙地阿拉伯與伊朗納入金磚擴成員架構,兩大能源生產大國愈來愈多採用人民幣、迪拉姆等區域貨幣結算能源貿易合約。中東各國的戰略性佈局未來:透過分散金融依賴,保障本土經濟免受單邊制裁與美國貨幣政策變動的衝擊。

一旦去美元化全面深化,將直接重創美國國力與經濟根基:美元喪失國際核心結算與儲備貨幣地位,美國再難通過印鈔、發債轉嫁國內經濟壓力;全球各國減持美債,會讓美國龐大債務失去穩定承接方,加劇經濟動蕩;美元霸權衰落更會直接削弱美國全球政治、軍事話語權,長遠導致綜合國力持續下滑。

面對這一危機,美國選擇以軍事手段維穩:美以伊戰事後,即長期在伊朗周邊國家駐軍造勢、讓以色列的存在激化地區對峙,向中東產油國提供區域及世界安全的保護,不過此舉的潛規則是要各國齊齊鞏固石油美元體制的「安全換貨幣」共生關係;同時操控烏克蘭、西太平洋地緣熱點,製造可控局勢緊張,維持美元避險需求。

簡單而言,美國有份推動的全球動盪現實,旨在迫使資金重新回流至美元計價資產;美國因此相信美元仍為市場最具可信度的核心資產。總而言之,美國介入區域對峙、深度捲入全球軍事紛爭,從非單純的地緣角力。其本質是以軍事霸權鞏固其全球霸權,藉以長期維持自身的全球領導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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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y P**n 潘學智|十年的無聲吶喊 打工仔深陷「過勞疫症」】凌晨時分,維港兩岸的摩天大廈依然燈火通明。這座城市的經濟引擎,向來由無數打工仔以汗水與心力驅動。香港人上班的拼搏精神固然舉世聞名,但在光鮮亮麗的玻璃幕牆背後,沉重的工作壓...
28/04/2026

【 Ray P**n 潘學智|十年的無聲吶喊 打工仔深陷「過勞疫症」】

凌晨時分,維港兩岸的摩天大廈依然燈火通明。這座城市的經濟引擎,向來由無數打工仔以汗水與心力驅動。香港人上班的拼搏精神固然舉世聞名,但在光鮮亮麗的玻璃幕牆背後,沉重的工作壓力如同無形枷鎖,正日積月累地消磨市民的靈魂。近期是求職旺季,不少準備踏出大學校門的Z世代向筆者吐苦水,實習期間經歷過職場的高壓與急促節奏,令他們陷入深刻的自我懷疑,甚至衍生出強烈的無力感。

數據不會撒謊,這種無力感絕非無病呻吟。安盛的心理健康調查顯示,超過三成Z世代自認飽受嚴重壓力困擾,比例遠遠拋離35至44歲群組的23%,以及45至54歲的18%。然而,此現象不能簡單歸因於「年輕人抗壓能力差」,因為高壓的職場文化正反噬各個年齡層,成為跨世代的隱形疫症。早於2022年,工聯職安健協會調查顯示,高達84.5%受訪者時常感到巨大工作壓力。同年勞聯亦準確識別出,工作乃本港父親最大的壓力來源。十年未解的職場高壓

​每年4月28日為聯合國「世界工作安全與健康日」,旨在全球推廣職業安全健康文化,預防工作場所的事故和職業病。回顧十年前,大會主題已是「工作壓力,共同的挑戰」;十年後的今日,焦點依舊落在「健康的心理社會工作環境」。全球花了十年光陰,職場壓力的陰霾卻揮之不去。我們不禁要問:香港的管治系統,究竟耗費多少心思去重塑這座城市的職場文化?我們必須更認真看待「打工仔」面對的壓力,讓世界不至於在下個十年之後舊調重彈。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在「加快建設健康中國」的章節中明確提出,要「加強心理健康和精神衛生服務,強化重點人群常見精神障礙和心理問題早期發現與綜合干預」。國家衛健委更將政策重心由「精神障礙診療」前移至「心理健康促進」,並將2025至2027年定為「精神衛生服務年」。反觀香港,管治思維往往受制於各自為政的行政慣性。勞工處側重實體層面的職安健,醫衛局緊盯臨床重度精神病患,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的「情緒通」難以在前端主動介入,令政策效益始終無法流向真正瀕臨崩潰的基層打工仔。打破各自為政的行政慣性

​要拆解這枚情緒計時炸彈,政府的施政思維必須從「事後醫療補救」邁向「社區與職場共治」,減輕求助者面對的標籤和歧視。《施政報告》承諾於2026年新增六個地區康健中心推行「健康心靈先導計劃」,方向正確但稍嫌流於等待市民自主求救。政府應主動拆牆鬆綁,依託大專院校或工會網絡作為前線支援節點。筆者作為教職員,深深明白到大學是不少年輕畢業生最信任的避風港。若服務校友的資源能與政府政策深度對接,提供情緒支援和精神健康問題識別,定能精準攔截初出茅廬學子的情緒危機。

此外,企業管理層的角色不容留白。當局大可在《好僱主約章》引入實質政策誘因,將「員工精神健康支援」列為核心加分項;並帶頭鼓勵企業善用持續進修基金,資助主管修讀精神健康急救課程,甚至在常規工時中撥出空間作情緒韌性培訓,在職場內部編織出互助網絡。

精神健康從來不是單純的醫療議題,而是關乎香港勞動力可持續性的經濟命脈。若管治團隊與商界依然對職場高壓掉以輕心,任由疲勞蠶食市民身心,這座城市的競爭力終將無以為繼。十年人事幾番新,香港沒有本錢在下一個十年,繼續對打工仔的無聲吶喊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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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g Ka Wah, Ronny, 湯家驊 :雙城記 】《明報》 法政隨筆第一次到青島應該已是近20 年前了。那次來去匆匆,只住了兩個晚上便轉行到煙台。當時只覺青島「紅瓦綠樹,碧海藍天」,確是一個相當美麗的城市。這回舊地重遊,時間比...
27/04/2026

【 Tong Ka Wah, Ronny, 湯家驊 :雙城記 】
《明報》 法政隨筆

第一次到青島應該已是近20 年前了。那次來去匆匆,只住了兩個晚上便轉行到煙台。當時只覺青島「紅瓦綠樹,碧海藍天」,確是一個相當美麗的城市。這回舊地重遊,時間比較充裕,想起青島是北海艦隊基地,便決定到海軍博物館看看,然後再到總督府逛逛。想不到一日之遊,卻令我感慨良多。

香港與青島可說是命運相同,但又可說是命運各異。青島是晚清時期最先被外國人侵佔地方之一,德國人管治了十多年,接着是日本人,還有美國人。可幸的是,因應五四運動,青島終於1922年回歸祖國,遺下的只是一些依稀可尋找的德國人足迹。今天,青島是國家軍事重地、國際會議中心,中國最宜居城市之一。

香港比青島回歸遲了整整75 年。1949 年解放軍解放廣州之後到了深圳,香港回歸祖國只是一步之遙。當時國家極力爭取世界確認,英國在美國巨大壓力下率先承認新中國;也許是這個原因,香港要到1997 年才可回到祖國懷抱。

這75 年,卻令到我們有足夠時間建設一套接軌世界的法律、金融和監管制度,香港亦因此脫穎而出,不但是東方之珠,更成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有人說這是塞翁失馬,我卻認為我們需尊重歷史,莫論出處。香港是香港,青島是青島。被人領養的孩子大了,是自立門戶的時候;英國人的好處要記得,但不會忘記我們始終是中國孩兒。一家孩兒,成長後也會各領風騷,我們的成就,還看今朝!

周五見報 民思政策研究所所長

【 葉浚生Sam Ip: SAR should secure a place in nation’s LEO strategy】China Daily | Hong Kong Edition | COMMENTHK"As China ent...
24/04/2026

【 葉浚生Sam Ip: SAR should secure a place in nation’s LEO strategy】
China Daily | Hong Kong Edition | COMMENTHK

"As China enters the 15th Five-Year Plan (2026-30) period, low-Earth-orbit (LEO) satellites and satellite internet are becom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untry’s drive for innovation,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policy direction is already clear. The plan calls for improving civilian space infrastructure,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of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navigation and remote sensing systems, and accelerating the build-out of LEO satellite internet. The 2026 Government Work Report further stressed the need to speed up satellite internet development and make better use of data resources..."

Read More: https://www.chinadailyhk.com/hk/article/632465

【黃頴灝 Allan Wong :完善綠色出行監管 共建單車友善社區】隨着科技進步及外賣行業興起,電動工具及共享單車已成為許多市民便捷出行的工具,特別是新界地區。這些工具的不當使用及管理問題日益嚴重,對行人安全和公共秩序造成了明顯影響。特別...
21/04/2026

【黃頴灝 Allan Wong :完善綠色出行監管 共建單車友善社區】

隨着科技進步及外賣行業興起,電動工具及共享單車已成為許多市民便捷出行的工具,特別是新界地區。這些工具的不當使用及管理問題日益嚴重,對行人安全和公共秩序造成了明顯影響。特別是在沒有圍牆下的公共屋邨中,電動工具的高速行駛和共享單車違規停泊,已產生許多安全隱患。

違規超速行駛常見 增添道路安全隱患

本人十分支持綠色出行及推廣低碳生活。單車與電動工具具備低成本、便利的出行優勢,絕對值得推廣普及;然而實際上,隨着共享單車及外賣平台的普及,屋邨內逐漸出現違泊單車隨意堆放阻塞行人通道、出入口甚至消防通道的情況,嚴重影響行人通行和日常生活。此外,由於外賣平台要求外賣員需在短時間內完成送餐任務,出現了電動滑板車及共享單車高速行駛的問題,無論行人通道還是公共路段都增添了不小的安全風險。市民當然受惠於這些商業利益,但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需要有平衡點,長遠仍需政府監管。

根據目前的《道路交通條例》,未經登記的電動工具如電動滑板車、電動單車等仍屬違法,禁止在道路、公用空間或行人路上使用。然而,由於其低成本及便利性,越來越多的市民,尤其是新界居民,選擇以電動工具為代步工具。因此,長遠來看,政府應研究如何為電動工具建立適當的監管框架,平衡市民使用需求及行人安全顧慮。同時,共享單車違規停泊現象亦暴露出共享單車管理機制的短板,需要運輸署以新的綠色公共管理思維,加大管理及規管共享單車營運商的力度,善用科技改善相關近年綠色科技下的新問題。

隨意停泊十分普遍 嚴重阻礙同行效率

共享單車隨意停泊的情況十分普遍,特別是在公共屋邨範圍內,單車隨意停放在行人通道、出入口及消防通道附近,嚴重阻礙公共安全及通行效率。要解決此問題,房屋署應在公屋範圍內清晰劃定「禁止泊車區」及「指定泊車區」,明確停泊限制,並將圖則提交運輸署統籌,再交由共享單車營運商執行。傳統做法上,當局督促營運商去清理後,就會派車派人去地點回收;然而,從把問題報給政府報告,再轉介給營運商,已經需要不少時間,再到派車前來搬運,又到等待一些日子。這可謂浪費人力、物力和時間的落後方法。因此,針對新時代新問題,也亟需有新的問題解決思維。

筆者建議,營運商可配合實施電子圍欄技術,用戶必須在指定泊車區內完成還車程序,否則無法結束行程或需支付額外費用。由此可從技術層面規範用戶行為,減少違規停泊的情況。這種技術在內地已實施多年,就是針對以上違泊問題,及人手短缺問題,時間也證明可行,香港實在可以參考。此外,建議引入罰款及記錄機制,對屢次違規的用戶實施懲罰,如限制賬戶使用權限或加重服務費用。宣傳和教育亦不可忽視,房屋署可與共享單車營運商合作,向使用者普及停泊規則及違規的影響。這在建立「單車友善」社區的同時,也在逐步培養市民的「單車公德」。

傳統清理耗時耗力 亟需加強管理機制

現時屋邨範圍內的違泊單車多由物管人員清理,部分偏遠地區甚至需要額外調派人手或車輛處理單車。這種處理模式不僅效率低下,更浪費了大量人力成本。我建議房屋署加強對共享單車營運商的監管,要求各平台運用嶄新技術,即時掌握單車停泊狀態,規範其運營行為,而非單靠物管部門疲於奔命處理違泊單車。政府應擔當統籌角色,推動共享單車管理的數碼化升級,確保公共空間井然有序,以減輕公共開支及人力壓力。

電動工具因其高效率和低成本特性,已逐漸成為新界居民,尤其是外賣員重要的代步工具。然而,電動工具的未受規管使用正危及行人安全。基於此,希望政府就電動工具的使用訂立長遠框架,設立登記及牌照機制,所有電動工具須申請登記,並領取合資格使用的牌照,對特定區域(如公共屋邨、行人專用區)明確禁止電動工具行駛,實施罰款或暫扣工具的懲罰措施。先制定規則,同時再推廣安全駕駛文化,透過教育和宣傳提升公眾對合理使用電動工具的意識,才能減少違規行為和危險駕駛。

明確平台監督責任 確保屋邨安全秩序

外賣員高速騎行及單車違泊問題,除了監管外賣公司和單車營運商外,也須透過明確合作機制,提高平台責任。建議房屋署明確要求外賣平台對外賣員,不得使用電動工具非法駕駛或在屋邨內高速行駛;對於屢犯違規的外賣員,應該限制接單權,甚至禁止進入屋邨。平台需要主動向政府提供合作計劃,協助監督和規範員工行為,確保屋邨內安全秩序。

共享單車和電動工具的合理管理,必須依賴政府、營運商及居民的共同努力。隨着這些工具的普及,我們需要在「推動綠色出行」的同時,強化社區秩序保障,將「友善」與「公德」同行,特別是在繁忙且人口密集的新界屋邨範圍內。政府完善監管框架,特別是在智慧技術、執法力度及平台合作方面落實具體行動,居民更可以享有安全、有序的公共環境,綠色科技的進步應該是服務於共享社會,而不是與安全和秩序相抵觸。

原文網址: 黃頴灝|完善綠色出行監管 共建「單車友善」社區 | 香港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60341811?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 葉浚生Sam Ip :低軌衛星寫進「十五五」:香港如何進場?】《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完善民用空間基礎設施,統籌建設衛星通信、導航、遙感系統,加快低軌衛星互聯網組網;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亦提出「加快發展衛星互聯網」,並強調深...
20/04/2026

【 葉浚生Sam Ip :低軌衛星寫進「十五五」:香港如何進場?】

《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完善民用空間基礎設施,統籌建設衛星通信、導航、遙感系統,加快低軌衛星互聯網組網;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亦提出「加快發展衛星互聯網」,並強調深化數據資源開發利用。不過,香港應先問一個比「低軌衛星」更大的問題:在國家新一輪產業布局之中,香港究竟要成為一個怎樣的香港?

香港不怕起步慢最怕理解錯

當「低軌衛星」寫進「十五五」,香港不是完全沒有準備。《2025年施政報告》提出支持太空經濟、研究簡化低軌衞星牌照審批,《2026-27年度財政預算案》更明言低軌衛星可支持高端產業發展,香港可協助內地航天產業與全球市場對接,並提供科研、融資、風險管理及法律等專業服務。這些訊號合起來,講的根本不是一項新科技,而是一個新入口:國家正在加快低軌衛星互聯網組網,香港則必須盡快回答,自己要以甚麼功能進場。

香港最怕的,不是起步慢,而是理解錯。今天一談低軌衛星,不少人直覺想到的仍然是火箭、衛星製造、發射場、硬件園區;彷彿不碰這些,就不算參與國家戰略。這正是最容易走偏的地方。低軌衛星當然有硬件基礎,但它真正決定勝負的,從來不是誰把更多衛星送上天,而是誰能把天上的能力,變成地上的合同、數據、保險、金融、合規和服務。如果香港把低軌衛星理解成另一場上游硬件競賽,結果只有一個:在最沒有比較優勢的地方,投入最多的焦慮。

把天上的能力變成地上的服務

民思政策研究所最近的報告,最值得重視之處,正是它用數字把誤解釐清。報告指出,2024年全球太空經濟規模約為6,130億美元,其中狹義衛星產業約2,740億美元。若再拆開看,衛星製造約160億美元,發射服務約90億美元,兩者合計只約250億美元,即狹義衛星產業約9%,佔整體太空經濟更只有約4%;相反,地面設備及營運約1,320億美元,衛星服務約1,170億美元,非製造、非發射部分合共約2,490億美元,已佔狹義衛星產業約91%,另有約3,390億美元屬地面賦能解決方案。

換言之,無論從哪個口徑計算,低軌衛星超過九成的經濟價值,都不是產生於製造與發射,而是產生於下游服務、數據處理、分析應用及制度轉化。Space Foundation公布的《The Space Report 2025 Q2》亦確認,2024年全球太空經濟已達6,130億美元,按年增長7.8%。這些數字說明得很清楚:低軌衛星真正賺錢的地方,不在天上,而在地上。

產業結構存巨大市場轉化缺口

如果這仍嫌抽象,民思報告還做了另一個比較:把中國內地現階段的低軌產業結構,與全球常態放在一起看。在八大內地低軌產業樞紐之中,2025年製造、發射及硬件活動平均約佔相關產業總收入58%;武漢達73.7%,深圳達75.2%,即使是較偏向營運與應用的北京及雄安,硬件相關收入仍佔37%。同一時間,八大區域合計,國內交易收入約佔85%,海外收入只佔15%;北京及雄安只有5%,南通更是零外銷。

這代表甚麼?代表國家低軌能力當前最強的是基礎設施建設、硬件部署和內需吸納;但從「有能力」到「能商業化」、從「有星座」到「能出海」、從「有硬件」到「有高毛利服務」,中間仍有一道很大的制度與市場轉化缺口。這道缺口,不是香港的弱點,恰恰是香港的空間。

切勿誤入已成規模優勢的戰場

也因此,香港今天最不應做的,就是把自己誤放在內地已經形成規模優勢的戰場上。真正成熟的城市,從來不是凡事都複製一條完整產業鏈,而是懂得在最有制度優勢、最有專業厚度、最有國際接口能力的環節落子。如一些國際例子,德國並無獨立軌道發射能力,但OHB在2024年收入約12億美元;英國太空產業收入約233.8億美元,就業約48,800人;盧森堡同樣沒有發射能力,但SES在2024年收入超過23.2億美元,並在太空金融、太空法律及制度治理方面具有高度影響力。

這些例子共同說明:沒有火箭,不等於沒有產業;沒有發射場,也不等於沒有位置。真正重要的,不是能否把衛星送上天,而是能否把衛星能力變成國際客戶願意購買、金融市場願意定價、法律制度願意承接的產品與服務。

香港要做下游價值創造者

這就是為甚麼,香港對接「十五五」,真正要搶的不是火箭工位,而是數據入口。民思報告把香港的最佳定位界定得非常直接:香港在LEO(地軌衛星)經濟中最具競爭力的角色,是下游價值創造者,即把衛星容量轉化為可交易的產品、合約框架、合規解決方案、風險管理工具及跨境服務入口。這不只是技術上的「數據處理」,而是整套制度化工程:由API數據接入、品質保證、責任框架、跨境合規,到普通法合同、HKIAC仲裁、再保險、市場融資、離岸人民幣產品包裝,全部都是把原始衛星數據變成高價值商業產品的關鍵步驟。

報告更指出,香港的結構性優勢,恰恰就在這些地方,包括普通法體系、仲裁中心、成熟保險與再保險市場、港交所、跨境金融能力,以及在「一國兩制」下作為中國低軌能力與全球市場接口的獨特位置。

應瞄準產業鏈最厚利潤層

再講得更白一點:香港不是沒有位置,而是不能把自己的位置做小。低軌衛星最值錢的,不是把更多訊號送到地面,而是把訊號變成判斷;不是賣硬件,而是賣可信度;不是出售一張圖,而是提供可用於保險理賠、港口調度、貿易合規、風險定價、綠色金融驗證的決策級產品。

民思報告提出,香港可優先發力的高層業務範疇,包括全球連接服務、定位導航與授時、地球觀測與情報、物聯網與機器對機器服務、海事與航空等垂直解決方案;其間接收入則可延伸至結構性項目融資、上市與資本市場服務、國際仲裁與太空法、航天保險與風險轉移,以及跨境數據治理與合規。這些不是「配套」,而是整條產業鏈最厚的利潤層,也是香港最可能建立不可替代性的地方。

四件實事對接「十五五」

所以,香港今天真正要做的,不是再喊一遍支持太空經濟,而是立即把政策落到四件實事上。第一,盡快建立低軌衛星數據接入與治理框架,不只處理牌照,更要處理數據分類、責任分配、審計要求、跨境流動和標準化接入。

第二,優先把低軌數據接到香港最有基礎的場景,包括海事監測、港口物流、貿易合規、保險觸發、ESG驗證與風險預警,而不是一開始就樣樣都做。第三,把金融工具直接放進產業設計,利用香港的離岸人民幣、保險與資本市場優勢,把容量租賃、數據服務、風險轉移和主題投資基金結合起來。

第四,把香港建成中國低軌服務出海的制度接口,讓內地營運商在香港完成合約標準化、爭議解決和商業包裝,再走向亞洲及「一帶一路」市場。這條路,既符合國家「十五五」加快發展衛星互聯網的大方向,也最貼近香港自身真正的比較優勢。

原文網址: 香港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60340439?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 Tong Ka Wah, Ronny, 湯家驊 :你不會明白我們】編輯版見 《明報》 法政隨筆記得曾經在清明期間,一位外國朋友問我:「怎麼你們中國人這麼多的拜祭?這麼多古人、廟宇?每年清明、重陽拜祭祖先,更是成千上萬、人頭湧湧的;是否你...
17/04/2026

【 Tong Ka Wah, Ronny, 湯家驊 :你不會明白我們】
編輯版見 《明報》 法政隨筆

記得曾經在清明期間,一位外國朋友問我:「怎麼你們中國人這麼多的拜祭?這麼多古人、廟宇?每年清明、重陽拜祭祖先,更是成千上萬、人頭湧湧的;是否你們特別迷信?」我淡淡一笑:不看清我們的歷史文化,你不會明白我們中國人。

拜祭祖先、憑弔古人是我們中國人的習俗;不是迷信,只是尊重和悼念。外國人永遠不會明白我們敬重的古人,如屈原、文天祥、岳飛、諸葛亮等,不是因為他們有什麼特別的豐功偉績,打贏了多少場仗、攻下了多少城池、侵佔了多少地方;我們敬重的是他們的品德,他們那股忠心愛國、崇高無私的民族情懷。

我們沒有靖國神社,但有中山陵,有岳王廟、關帝廟、孔廟等。外國人明白拜祭靖國神社是什麼一回事,但不明白為何我們會拜祭一位偉人、一位學者、一位將軍、甚至一位詩人。他們不明白,是因為他們弄不清我們的價值觀。他們不知道,在我們的價值觀中佔最高地位的,是品德、是愛國;是民族大義,不是個人主義。我們的偉人不是欺凌他人,稱霸世界的霸主,而是具崇高品德,令人敬仰的君子。

也許大家在價值觀上的差異實在太大了;正如他們不明白我們,我們也不明白為何他們不介意選一個毫無品德的人當領袖?不明白為何他們堅信我們會侵略他們,把我們的制度強加於他們之上,而一直侵略他人的、强推自己制度的卻是他們自己?我們不明白,因為我們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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